纹样精美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彩陶，反映当时审美的汉代、唐代陶俑，栩栩如生的元代陶兽……11月8日，56件流失文物艺术品自意大利回归祖国，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合作的一个生动案例。

  文运连着国运，文物流失多发生在国家孱弱时。由于战争劫掠、走私等多种原因，很多中国文物长期流失海外。近年来，慢慢的变多的文物回归祖国。美国有关部门向我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澳大利亚向我国返还流失文物艺术品与古生物化石，西周丰邢叔簋被成功追索，圆明园7根石柱回归……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48批次2113件/组文物艺术品回归我国。从“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教训到“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刻哲理，流失文物回归祖国具有标志性意义，激发着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文化自信。

  每一件文物回归，几乎都经历了曲折坎坷的过程，有着一波三折的故事。追索历史上流失海外文物是国际性难题，一定要采取一切必要且具有可行性的措施。现实中，回购、捐赠是文物追索的常见方式。重要流失文物一旦“现身”立即启动追索和回购，有助于及时为国家挽回文化财产。但回购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对于走私文物，回购相当于在客观上承认了文物来源的合法性。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依法展开追索，加强外交斡旋、执法合作、协商谈判，才能为促成更多流失海外文物归国积蓄力量。

  以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帛书为例，子弹库帛书于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遭非法盗掘，1946年流转美国。我国通过全面的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构建证据链闭环，为谈判磋商推动流失文物回家提供支撑。面对流失文物背景调查艰难、现状复杂，国际法约束力弱、适合使用的范围有限等问题，我国逐渐完备文物追索法治体系，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新增对流失海外文物追索返还的条款，国家文物局成立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新时代以来，让流失文物回家，我们有了更扎实的历史研究作依据和更完备的法治体系作保障。

  2024年6月，在山东青岛举行的“殖民背景流失文物保护与返还国际研讨会”上，《关于保护和返还殖民背景下流失或通过其他非正义、非道德方式获取之文物的青岛建议书》正式对外发布。这是我国继2014年主导发布《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后，再度在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发出中国声音。以倡议形式在国际社会推动形成文化财产保护与返还的共识，有助于构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国际秩序，促进流失文化财产返还工作开展。

  目前，我国文物追索返还国际合作继续扩展深化，先后与27个国家签订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政府间协定。此次意大利返还5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就是在中意两国政府关于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双边协定框架下开展的一次成功合作。加强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将为系统解决文物追索返还的世界性难题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近年来，我国还不断丰富民事诉讼、民间捐赠等手段，汇聚各方力量主动推进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在圆明园石柱回归、颐和园流失海外铜窗芯回归等事件中，都有社会力量的热情参加。引发广泛关注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追索案，更是开创了通过民事诉讼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先河。动员各界积极参与，拓展追索途径，一定能促成更多流失文物回归故土。

  契合数字化、智能化的传播格局，适应Z世代拥抱变革、表达活跃、实践奋进的代际特征，以更鲜活的话语、多元的样态实现有效触达，彰显理论的生命力与引领力，是做好新时代理论传播的应有之义。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